1959年，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的大日子，在这一年，为了彰显出新中国的成就，故而在北京兴建了十个建筑。其中，“人民大会堂”作为十大建筑之首，其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当年，修建大会堂的时候汇聚了北京和全国各地优秀的人才。
说实话，作为一名设计师，谁不想在北京这个首都，留下一个不朽的作品呢。也是因为如此，这些专家们齐聚一堂，也是你说你有理，我说我的方案最好看，那叫一个争论不休、争论不止。本来留给大家伙的工期就不多，连一年的工期都没有，要是因为一个设计方案，就讨论来讨论去的，肯定会大大耽误了工程进度。
这个时候，就需要有人站出来，给大家伙统一思想，指明道路了。
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是咱们敬爱的周公站了出来，为大家伙拨云见日。
那是1958年的11月初，周公在御河桥交际处召开了一次专家座谈会。
展开剩余81%会议上，照旧是声音不绝，争议颇多。
梁思成认为现在的设计有些头重脚轻，他还特意在纸上画了一个头大身子小的大头娃娃来说明。
其他人也认为他提出的意见很中肯，觉得现在设计的样子，就是四个字来形容：大而无当。
他们觉得不能为了追求大而大，忽视了一些细节的地方，忽视了当下和未来的时代精神。
也有别的专家提出来，觉得现在的这个设计有点“不中不西”、“不今不古”的，看着就有些不伦不类；还有的人指出了一些细节上的缺陷，比如万人大礼堂二层的那个挑台，悬挑出有个14米左右，安全性如何？能不能抗压、抗震......
总之呢，整个会场上，争论的声音那叫一个不绝于耳。
等在座的大家伙说得差不多了，周公这才缓缓的开口。
他没有一来就批评大家争论过多，浪费时间，而是认为这种争论是对工程负责，是有益无害的。毕竟在争论中才能发现错误，改正错误，从而进步嘛。
定完调子之后，他开始和大家伙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。
在很早之前呢，民间供奉的观世音菩萨画像，是一个印度男人的模样，还留着两撇小胡子，很是难瞧，老百姓们都没法接受这样一个怪怪的形象。后来呢，有一个聪明的画师，他就画了一幅观世音的画像，张贴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上。
这个画师就藏在人群里。
路过的人看到这么一幅画像，纷纷停下脚步，聚在一起讨论。这个说一点，那个说一点，画师就在人群里，偷听老百姓们心中观世音的形象。
然后，他就把这些意见汇聚起来，取长补短，这才创造出了老百姓都满意的观世音菩萨的模样。
周公讲述的这个小故事，总结起来，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伙这么八个字：
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
讲完这么一个小故事之后，他还提醒告诫大家，要有兼收并蓄的胸怀，一切精华都可以接受，都应该拿来为我所用。如果还觉得不满意的话，好在工程的建设量很大，可以在别处试试嘛，这里就不必在动力。
他说的“这里”，指的事人民大会堂的整体造型。
毕竟整体的外形设计方案早就已经通过了，哪怕即使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，也不能再过多的纠结这方面了。
没有一个设计，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。
也正是有了周公的这番思想工作，这才没有让设计师们的思路跑偏。后续，他们的目光就聚焦在了大会堂的其他地方，比如一些细节的地方，厅室的装修和设计上了。
整体的设计框架通过了，也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。
毕竟人民大会堂是一项大工程，有很多具体的设计方案，都需要反复的考虑和修改。
比如说，万人大礼堂的顶棚是不是设计得太高了，人站在里面会显得渺小；声学方面的专家认为大会堂的设计空间太大，声音没法处理，要保持声音的质量，就得压缩空间.......
诸如此类的小细节问题，实在是太多了。
也是在这个时候，还是周公果断站出来，再次给大家伙指明思路。
他告诉大家，盖好大会堂这么大的一个房子，存在两个很关键：会不会垮？好不好看？
得先保证不垮的基础上，再来考虑好不好看的问题。
至于一个建筑物会不会垮，总体上来说存在这两个方面的可能性。
第一：目前给的工期短，而任务又很重，钢梁跨度比长江大桥还要大；尽管有着现代化的施工方法，但工期短，抢工期带来的隐患一定要有充分的估计和防范措施。
第二：工程材料一定要保证质量，一定不能将就，钢材的质量不好就不用，不能凑合。
他还提出来，整个建筑，只要设计、材料、施工这三个环节，有一个环节没有做好，就要不得，是要出乱子的。
对于工程质量这方面，大家伙是没有分歧的，也是达成共识的。
因此，周公才会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抓住大家都关心的一个共同点，而且也是容易达成一致的一个关键点。这样，就会无形中冲淡有着门户之见的理念了。
1958年，这一年的10月10号，大会堂地基上的房屋拆迁工作，基本上是完成了。
七天之后（27号），这天下午，北京市的相关负责人，再一次听取了设计师们，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们的汇报工作。会议上，拍板决定就在第二天正式开工。
1958年，10月28号。
古老的北京城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天安门西侧的工地上，已经是人声嘈杂，成千上万的工人们，在进行着清槽挖沟的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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